​6年收了500多万，出卖多份重要文件，泄密之人最终结局如何？

6年收了500多万，出卖多份重要文件，泄密之人最终结局如何？

被敌人称为“镇山之宝”的我军少将，竟同样拥有台湾少将军衔？而这位双面少将从1992到1999年七年时间里，出卖了我方大量的机密，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台湾间谍案。那么双面少将究竟是谁？他又为何拥有双重少将身份？他卖国求荣的行为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讲述今天的故事。

1994年4月，台方某间谍在大陆执行“秘密”任务时，被我军发现并实施抓捕，经过突击审问后，供出了潜伏在我国的两位“高级”间谍，其中一位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刘连昆。随后，刘连昆被抓捕，经过我国军方几个月的侦查和审理后，最终宣判受军纪最为严厉的制裁，并于1999年8月被执行枪决。

而这起间谍案不但轰动了海峡两岸，还使各大境外媒体捕风捉影地进行了一些错误报道，那么由刘连昆引起的间谍案，全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他又在这场间谍案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解开重重谜团，我们要先从刘连昆这个人说起。

刘连昆，1933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因家里娇纵，他从小就性格顽皮，在家“恃宠而骄”，在外嚣张跋扈，年幼整天逃课，长大了还不务正业，如此顽劣之人，本以为一辈子就该如此，但他却在某次机缘巧合之下，加入了我军，成了一名走上革命道路的积极分子。

或许是短暂的头脑清醒，在军队中的他，积极训练，表现良好，甚至一改嚣张跋扈的恶习，团结身边的同志，当时不少战友都夸他是个热心肠的“好人”，然而就是这个“好人”，在不久后竟干出了卖国求荣的卑鄙之事。

因为他军容军纪良好，不久后，便被我军领导提拔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主要负责我军军械的采购和产制等相关工作，偶尔之时还能接触到我军的各种机密信息。这也就能理解，为何敌军会称其为“镇山之宝”。

刘连昆升任后，军衔也随之发生变化，成了正军级的少将军衔，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刘连昆能有这样的职位，可谓是非常不简单的。而他也因为职位的原因，在军中广结战友，慢慢地在军中有了很广的人脉，彼时的他临近不惑之年。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可以凭借职位和军衔之荣享度晚年时，他却耐不住“诱惑”，选择坠入万丈深渊。原来，因为他的职位，有人便想借机拉拢他，并私下送数万钱财给他，面对如此诱惑，刘连昆忘记军纪，丢失恪尽职守的职责，果断收礼“苟同”。

随后，事情败露，他因“经济问题”被我军严厉处分，不仅自身的军衔降为大校，甚至还失去了晋升中将的机会。如此严重的惩罚，并没有让刘连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还偏执地怨恨起我军领导，认为他们小题大做，眼红自己人脉广。

他钻进了“牛角尖”，同时开始消极怠工，整天没事就自言自语地埋怨上级，记恨领导，可他又不愿就此被“埋没”，慢慢地，他竟然有了想在其他“领域”，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渴望。也就在这时，他的间谍之路引路人出现了。

这个引路人是刘连昆的部下，后勤部机械处的处长邵正宗。他是被境外策反的间谍，被境外称为「少康一号」，并要求其一直秘密潜伏在我军高层，向境外机构贩卖我军的重要军事情报，并借机策反对我军有反叛之意的中上层军事技术人员，而当时对我军产生极度不满之情的刘连昆就成了邵正宗的“囊中之物”。

邵正宗将刘连昆的情况汇报给境外方面后，他们当即同意邵正宗实施策反，并以争取刘连昆为少康二号为首要行动目标，为保证策反的成功，境外方面还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亲自赴大陆坐镇。

而后，邵正宗借职位之便与刘连昆进行秘密洽谈。刘连昆一开始显得很抵触，但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根本经不住“诱惑”，邵正宗所提出的酬金和职位正是自己所期待的。于是在游说和“诱惑”的双重刺激下，刘连昆叛变了，并很快为之行动，甚至还答应和境外方面进行密切接触，以显自己的“衷心”。

1992年，59岁的刘连昆经邵正宗的引荐，在广州某公园与境外某“领导”见面，期间，刘连昆就自己的待遇与其“洽谈”，而境外方面也与刘连昆将工作内容、联络方式等细节问题与其详谈，甚至还在会面结束前当场拿出两万美金作为刘连昆此次前来的酬劳。

根据刘连昆被抓后坦白，境外方面承诺每月会给自己3500美元作为自己的工资，除此之外每份情报会根据内容的轻重给予不同份额的奖金，还允诺会在退休后负责自己的晚年生活和相应的福利政策，如果自己愿意还会安排出国养老。在交代这些时，刘连昆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到:“待遇实在太诱人了，自己很难不心动”。

带着丰厚美金离开的刘连昆，在不久后，就向海外方面“出售”了12份机密文件，甚至还“慷慨”的向境外方面表示，这是自己“回馈”给他们的小礼物，希望他们多多关照自己。此后，刘连昆就开始“效力”于境外间谍机构，并于1993年正式加入该组织，坐实了“少康二号”的代号。

就这样，刘连昆开始干起了“吃中国饭，砸中国碗”的卑劣之事。他借自己职位和人脉的便利，不断的向境外间谍机构提供情报，例如，在我国当时新购进苏-27战斗机后，刘连昆立刻就向境外机构提供了这一情报，连带着还将放置导弹的杭州空军机械库、维修厂的详细信息也一并出卖，另外还出卖了我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驻地和军演时的详细状况。

如此“积极”地提供，也让他在短短六年时间里赚得“钵满盆满”。据相关部门统计，刘连昆借贩卖情报赚得2500万台币，约578万人民币，这笔钱在现在来说都是巨款，就更不用说90年代了。

金钱的“鼓励”，也让刘连昆越发猖狂，他开始和其他间谍一起，制定了一些“有效”的防御措施，甚至还借媒体之手搅乱当时我国的政局，而这一做法，也让爱凑热闹的“美国”趁机插手。

而境外间谍机构有了“美国”的撑腰后，就大胆要求其扩大策反圈，最好能将“手”伸得更远，就这样刘连昆的儿子极其下属均被他拉下水，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再黑的天也会有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们的一系列举动和境外敌军“预卜先知”的能力，让我军产生怀疑，并不得不相信，是军队内部有人在泄密。于是，相关机构展开了秘密排查，为不“打草惊蛇”，他们只能分区进行核实，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军相关机构，终于将目标锁定在了刘连昆、邵正宗等人的身上。

1999年3月，我军下令分批行动，实施统一抓捕。刘连昆、邵正宗等涉案人员被一举拿下，而境外间谍机构方面见刘连昆等人迟迟没有新进展，便决定派人前来打探情况，但却被早早埋伏在刘连昆家周围的警察抓捕。

在审讯期间，刘连昆、邵正宗一开始对自己的罪行矢口否认，后经我军反复思想教育，两人这才如实招供，我军针对两人的罪行当场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叛国者、卖国贼自古以来就是被我国华夏儿女所厌恶，为法律所不容的，而这种背叛祖国和同胞的千古罪人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必遭万世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