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秦朝

短命的秦朝

短命的秦朝

秦朝是个短命王朝，它一出场，除了修筑第一个王朝国家的各种大型工程外，就是统一度量衡的各种标准器，用以统一人口的税收。

他们驱赶人民为他们修筑万里长城、巍峨宫殿、辉煌陵寝，交粮纳税，杀人盈城等，把人们驱赶到物质生存的底线或边缘，这就是法家规定的人的本质，至于人除了追求基本的物质生存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生活需求，那都是法家要消灭的五蠹。

经历了轴心期洗礼的先秦人民，毕竟有先秦诸子的思想底蕴，亦不乏先秦诸子的徒子徒孙们对于人的觉悟，于是，人民起义了。

楚国亡时，楚人留下一句话，叫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人不服啊！统一后，秦人在楚地没少下功夫，可楚人就是不服。

不光楚人不服，六国之人皆未服，这应验了得民心者得天下那句老话。

打天下靠军事，以战争消灭敌对势力，得天下靠政治，要以政策来争取人民支持。

人民支持的前提，便是那政策要能得民心，而秦却以打天下的方式对待民心—攻民。

秦始皇帝虽然以打天下取得了胜利，却从未想过得天下的问题，他想当然地把打天下和得天下当作直接的因果关系，以为得天下就是打天下的继续，只要把打天下进行到底，自然而然就得天下了，所以，大都顺着打天下的惯性治理国家，除了君臣上下一日百战，还有就是以攻民为导向的治民之术。

民心二字，似乎从未上过国家政策的台面。

对国家而言，人民就是纳赋税、服徭役的户口，是国家的财力和兵力，可以用数字来统计，无所谓民心问题，而攻民，就是以压迫的方式，像榨油一样，不断榨取户口利润，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我们可以说，皇帝明于法术而陋于知民心，他对于治下的人民，并不真懂，也不屑于去懂。

他哪里知道，他的人民，虽在草根安身，却多有凌云之志呢?当他以郡县制灭国、以兴徭役攻民时，就有一位楚国的农民坐在田垄上，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同伴听了直摇头，这位农民就望着天空慨然而叹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皇帝以郡县灭国，会遭遇六国贵族的抵抗，以徭役攻民，会导致民变，这应该都在皇帝的意料之中。

对于六国贵族的想法，他将心比心，大都清楚，对于民心，他虽然不会从民本的立场去考虑，但也会有个基本判断。

他无法搞懂的是个体，从农民的群体中会产生怎样的个体?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农民的心思里会产生帝王思想。

他对六国贵族的举动—实施全面监督和镇压，以防其复辟。

连泄王气都用上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王朝的千里之堤会溃于民心之中一念起动的蚁穴，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犹如神矢击中了一代王朝和一个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使之轰然倒塌。

从一个农民的嘴里，居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天地为之变色，山河为之流血。

就如同汤武革命和君道同体解放了君王，这一句宁有种乎解放了农民的思想。

在历史的舞台上，农民不仅作为耕战之士的群体登场，还要作为个体的帝王将相登场。

如此说来，那便堪称农民运动的先知或农民起义的先王了。

承蒙太史公不弃，将此人载入史册，使之如孔子般，按照王侯规格，进入世家系列，留下其姓名。

因此，我们知道了此人姓陈名胜字涉，他还有个搭档，姓吴名广，二人皆为楚人，被秦攻民，驱往渔阳戍边。

此时，皇帝刚死，二世才登基，在一个谁也没注意到的地方—蕲县大泽乡 今皖北宿州，发生了一件可以预料到的事情—戍卒遇雨戍边误期，在举国上下一浪接一浪的攻民大潮中，这本来是经常发生的事，可谁能想到，不起眼的戍卒九百人中，偏偏就有一位不平凡的人物，而这人物身上，偏偏就产生了帝王思想。

不是所有农民都会产生帝王思想，只有中国农民产生了帝王思想，这跟中国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政治以农民为本位有关。

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农民，生活在封建领主制的庄园经济里，还被农奴制束缚着，从来没有成为国家政治的主体—上升到耕战和耕读。

在欧洲，国家政治的主体，除了贵族，就是市民，没有农民的份，历史上，虽也有过几次农民起义，但都没能建立政权，这与动辄改朝换代的中国农民起义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制度安排，解决了农民问题：一是秦汉以来的军功制的安排，解决了农民耕战合一的问题；另一是隋唐以来的科举制的安排，解决了农民耕读合一的问题。

有了这样两个制度安排，农民就有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像在舞台上呈现的那样，一边是出将，一边是入相。

当君主无道、制度失效、国将不国的时候，农民还有一项权利，那就是革命。

那权利，无须制度安排，已在民心中存在，被陈胜用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吼出来，一句顶一万句，成了中国历史的最强音。

让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那一刻。

那是公元前209年，亦即秦二世元年七月的某日，陈胜、吴广等一行九百人，长途跋涉，来到了蕲县大泽乡。

一路上，大雨淋头，洪水当前，再也难以前行，可按秦律，误期当斩。

陈胜、吴广密议，曰：此番戍边，度已失期，进亦死，退亦死，反正是一死，不如为国家而死。

于是，陈胜纵论天下大势，如是曰：天下苦秦久矣。

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

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

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

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

或以为死，或以为亡。

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此等高论，当可媲美于诸葛亮之《隆中对》。

如果说《隆中对》成功地规划了一个三分天下的战略，那么陈胜则提出了一个推翻秦朝的战略。

天下苦秦久矣是对天下大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光是这一句话的分量，便可称千古名言，抵得上一篇《过秦论》了。

接着，陈胜便提出一条攻秦的政治路线：以扶苏号召秦民，用项燕发动楚人。

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不仅吴广听了直点头，九百戍卒听了跟他走，连六国贵族都响应了。

勇如荆轲，不过图穷匕见而已，智若张良，亦只能伏击于博浪沙之途，都不如陈胜那掀天揭地的一吼，那席卷天下的一手。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农民起义与儒者革命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道路，此岂徒逞一时之智勇的荆轲、张良辈所能为哉?连不可一世如项羽、刘邦等恐亦不如矣！我们感谢司马迁留下了这一段宝贵的历史资料，但他的评价，却未达应有的高度，至少，还没有达到当年孔子评价荷蓧丈人的高度。

有人说，他也许就是农家许由一派的传人，一个隐于耕的革命者。

因为，他在起义中所表现的高度的文化素养，在历代农民起义中都是罕见的，一个能使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者，一个能使孔子之孙为其博士而与之俱死者，是不能以其事至微贱才能不及中人来打发的，更不能以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来解释儒者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的行为，他们必定是在这位陈王身上，看到了自己心中的理想。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农民也有圣人气象。

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一书之《秦楚之际的儒者》中说道：陈涉在其仓促之间，还设置了博士，可见他并不是一位像楚霸王那样的有勇无谋的贵族暴徒，也不像刘邦那样动辄谩骂儒者的流氓无赖，司马迁把他写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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