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43名国民党战犯的命运悲欢

尘埃落定：43名国民党战犯的命运悲欢

导读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这一名单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大员。半个世纪过去了，尘埃落定，从第一个死去的戴季陶，到最后一个离世的宋美龄，这些“战犯”都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1各大战犯的悲欢命运

运气最好的“战犯”要数张群，张群是四川华阳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晚年张群闲来无事，便著书立说，谈修养，说喝酒，论爱情，并宣称：“人生七十才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中。”1991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

■ 张群

留在大陆的“战犯”，幸运者首推程潜。程潜，湖南醴陵人，曾任武汉行辕主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对这位“爱国”将领、人民功臣礼遇有加，毛泽东亲自到北京火车站接过的客人，只有程潜。1952年秋天，毛泽东邀请程潜到中南海划船游览，曾亲自为他操舟。1968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最早去世的战犯是戴季陶。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曾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是国民党内反共理论权威，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戴季陶也同蒋家王朝一样，最终避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

■ 戴季陶

1949年2月11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在广州面对窗外连日大作的风雨，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吞食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他是43人中第一个死去的人，距名单公布不到2个月。

抗战第一名将当数薛岳，薛岳，广东乐昌人。抗日战争中曾指挥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巨大战绩。后曾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南京政府参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到台湾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虚职。长期赋闲家中。1998年5月，在台湾病逝，终年102岁。

卫立煌是排名第28位的战犯。卫立煌曾担任孙中山卫士，后追随蒋介石，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因剿匪不力，被蒋撤职查办，软禁于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卫化装出逃上海，再乘船到香港，开始隐居生活。

■ 卫立煌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秘密回到祖国大陆，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国民党人士回国和台湾和平解放而尽心尽力。可惜力不从心，196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毛泽东宴请卫立煌时曾调侃：我们把你列为“战犯”是诚心为了保护你呵，还望多多谅解。卫立煌“通共”已是众人所知，这也足见伟大领袖的智慧超群。

02特赦“战犯”啼笑皆非的遭遇

往下，就是抗日名将宋希濂等特赦“战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了。除了令人伤感，也使人啼笑皆非。

■ 特赦战争罪犯大会

1959年国庆节后，我（本文作者谢祥京父亲谢晋生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父亲将我带去北京，在北京时常领我去看望他的老长官，被政府刚刚特赦出狱的结拜兄弟宋希濂叔叔。

三年困难时期，家父还算低级别的“高干”，就职于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待遇比一般干部略好，偶尔也请长官们聚聚餐，叙叙旧。这当然是兄弟们推心置腹的闲聊，一遇生人闯入，就只谈北京的烤鸭文化，“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让他们都成了惊弓之鸟。

在那疯狂的“文革岁月”中，家父曾经的长官与好友都遭受到疯狂的打击和批斗。我最了解的还包括曾经是家父的长官宋希濂、杜聿明、郑庭笈等将军。这些叱咤风云的将军们被红卫兵整肃得“唯命是从”。回想起来，那些红卫兵的“闹剧”，的确让人啼笑皆非。

■ 宋希濂

北京东城区有条前厂胡同。胡同里有个5号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唐生明就住在这里。他们四人中有的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由同一个单位发工资，四个人都在前厂胡同5号安了家，成为朝夕相处的邻居。

1966年8月的一天，5号院门口贴出一张红卫兵的《通令》：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你们听着：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下面的落款是“××中学红卫兵”。

四人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唐生明（原国民党中将，湖南起义人员）考虑再三，单独另写了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 唐生明

他们的回复贴出后的当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他们个个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听着。一个高个头的红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

唐生明在自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

第二天清晨，四人各执扫把笤帚，分段打扫胡同，以后天天如此。

1966年国庆节前，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前几年，他们也接到国庆节观礼的请柬，但今年却意义不同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到了一点希望。

观礼过后的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扫地。就在这天，居委会主任通知他们，以后再也用不着扫地了。

显然，居委会主任是得到了“上面”的命令，这个“上面”不是别人，就是他们十分敬仰与信任的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周恩来总理，顶着巨大的压力，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保护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包括“特赦战犯”。

03

起义将军陈明仁的特殊待遇

再说起义将领陈明仁将军。1949年7月下旬，曾与陈明仁在四平血战的四野部队，捐弃前嫌，派出和谈代表到湖南平江县，与程潜、陈明仁的代表和平谈判，相互协商有关长沙起义的具体事宜。1949年8月2日至6日，毛泽东三次电告林彪等人，要妥善对待陈明仁。

■ 陈明仁

1949年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领衔，30余名湖南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第二天，长沙和平解放。8月14日，陈明仁部遵照协议，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

8月14日，起义部队开拔到浏阳集中改编，一切补给则由解放军后勤部负责。在浏阳开始整编部队时，所用的关防名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既有“国民党”，又有“人民解放军”等字样，番号印在符号和帽徽上，这是毛泽东亲自批准表示可以暂时使用，这在解放战争中是没有先例的。

为了统一战线，为了解放台湾，毛泽东对陈明仁算是最客气的了。同年九月，陈明仁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即赴北京，以特邀代表名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在京期间，陈明仁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毛泽东还单独邀请陈明仁到他家中作客，当毛泽东问及陈明仁有什么要求时，陈说没有。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别人有条件，按条件好办，你没条件，不好办。这样吧，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有饭吃，解放军有衣穿，你就有衣穿。”

■ 毛泽东和陈明仁

陈明仁自北京开会回长沙后，紧接着对所部进行第二次改编。1949年11月1日，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国民党”三个字省略了……

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授衔典礼上，要陈出列谒见，并再次与陈合影。此后，陈当选为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家五级干部待遇。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明仁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回到湖南休养。他于是将解放军的红五星帽徽、军衔、军服等，要警卫员送回军部，并写信告诉儿子们，他奉命回到湖南长沙当老百姓了。不久，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令军部将他的军服、帽徽、军衔送回，并说明不是离开解放军编制，是离职“休养”，在部队的一切待遇不变。陈明仁“欣然”接受。

戎马一生的陈明仁于1974年5月21日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1岁。